梅贻琦的名字,如今已不大有人提起了。偶尔在论述西南联大的文章里,会夹带一二句关于他的事迹炒股配资王,大抵也不过是"主持校务"之类的话。人们更爱谈论的是那些锋芒毕露的人物,如闻一多之慷慨,陈寅恪之渊博,冯友兰之雄辩。而梅贻琦,则如一道浅淡的影子,悄然隐没在历史的皱褶里。
他是寡言的。联大师生回忆起来,都说梅校长讲话极少,每每集会,总是让其他教授先发言,自己则静坐一旁,像一尊木雕。他的沉默不是空洞的,而是如同未开封的信件,内里藏着未可知的内容。这种沉默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,反倒成了一种奇特的力量。当炸弹落在昆明,师生四散奔逃时,看见梅校长依然缓步而行,竟也渐渐定下神来,跟着放慢了脚步。
他管理大学的方式颇是奇特。西南联大由三校组成,教授们各有所宗,意见常有参差。梅贻琦从不用权力去压服,而是"吾从众"——这是他的口头禅。有人以为这是没有主见,殊不知这恰是一种大智慧。他明白,真正的学术自由,不是靠强权维持的,而是在各种声音自然碰撞中产生的。他像一位熟练的舵手,在惊涛骇浪中,轻轻拨动舵轮,使这艘载满中国最优秀头脑的大船,不致倾覆。
展开剩余67%在昆明的那几年,生活是极苦的。教授们住在漏雨的土屋里,吃着掺沙子的"八宝饭",闻一多靠刻印章补贴家用,华罗庚的牛棚里还养着牲口。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做起了定胜糕,挎着篮子沿街叫卖。有学生看见校长夫人如此,不禁落泪。梅贻琦却说:"这样很好,自食其力。"他没有把苦难渲染成悲情,而是将其化为日常,这种态度比任何慷慨激昂的演说都更能鼓舞人心。
他极少谈论教育理念,但有一句话流传下来:"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。"这话说得朴素,却道破了教育的真谛。在昆明简陋的校舍里,没有大楼,却聚集了中国最杰出的大师;没有完善的设备,却培养出了杨振宁、李政道这样的人才。梅贻琦像是知道,教育的本质不在于形式,而在于人。他像培育花木的园丁,关心的不是花盆的精美,而是土壤的肥沃。
抗战胜利后,三校复员,西南联大成为历史。梅贻琦后来去了台湾,在新竹复校清华大学。1962年,他病逝于台北。临终前,他关心的仍是清华基金的账目,一笔一笔交代清楚。他的遗物中,最值钱的是一支派克钢笔,用了十几年。
如今在清华园里,有梅贻琦的塑像,安静地立在校园一角。雕像的面容平和,目光低垂,一如他生前的沉默。这种沉默不是虚无,而是一种饱满的缺席,如同中国画中的留白,看似空无,实则意蕴无穷。
在崇尚张扬的时代里,梅贻琦式的沉默似乎不合时宜。但当我们回顾西南联大的奇迹时,或许会明白,正是这种沉默保护了那些喧嚣的思想,正是这种低调成全了那个高调的时代。他不立言而立行,不争功而功成,这大概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意味深长的悖论。
沉默的舵手已经远去炒股配资王,而他航过的水域,依然波光粼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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